近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稱，如果臺海發生危機，美日可能采取聯合行動撤離美日公民，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不可能拋棄它的盟友。

這是繼去年11月高市發表涉臺錯誤言論以來，再次挑動中日關系。

高市的這些言論，也促使我們思考本輪中日博弈中，中國所能采取的應對之策。為此，2025年12月17日，國際學術研討會“探索新的持久和平之路：新時期創新維護戰后世界秩序新實踐”在上海舉行。本次會議由上海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與觀察者網聯合主辦，采用線下線上結合方式進行，來自中國、日本、俄羅斯、韓國等多國的專家學者圍繞日本軍國主義復活風險、琉球法律地位、《聯合國憲章》“敵國條款”的當代意義等議題展開深入研討。

作為本次會議的召集人，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沈逸首先做了主旨發言，闡釋了會議召開的背景，強調了此次事件發生在一個全新的歷史階段，可能成為一個具有重大標志意義和長期影響性的偶發事件。我們應該改變以往被動應對的姿態，主動發起議程設置，通過國內立法與實踐，為國家在國際舞臺上的正當行動提供更堅實的法律依據和更靈活的空間。

以下為沈逸教授發言整理稿。

沈逸：非常榮幸能在此發言。本次會議的籌備與召開，令我頗有感慨。我的發言將圍繞會議主題，結合個人觀察與思考，旨在拋磚引玉，引發更深入的探討。

此次會議的直接起因，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聽證中的表態。她將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所依據的“存亡危機事態”與中國的臺灣問題明確掛鉤。盡管日方后續試圖辯解，但這實質上道出了日本某些政治勢力長期存在的潛在意圖。這一舉動隨即引發了中方一系列堅定且系統的外交反應。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發表施政演說

起初，這一事態看似是中日關系周期性波動中的又一次顯現——每隔一段時間，在這幾個關鍵的時間點位上日本的政治人物、領導人都會有一些類似的言行。然而，隨著中方采取包括奉示召見在內的一系列舉措，其深度與指向性引起了我們的重新審視。通過與同行交流研判，也促成了這次會議在觀察者網的大力支持下得以順利召開。我們認識到，此次事件不同于以往的關鍵在于，它發生在一個全新的歷史階段，可能成為一個具有重大標志意義和長期影響性的事件。

這個新階段的核心特征是，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力量地位已達到新高度，世界各國，包括美國在內，都以不同方式承認冷戰后的國際秩序正在發生深刻轉變。簡言之，世界正從一個典型的美國單極格局，轉向某種新的力量結構——國際秩序將會進行某種分工的調整。在此過程中，美國面對自身實力相對衰退，卻不愿完全放棄傳統主導地位，其亞太戰略必然趨向于推動盟友走向前臺，承擔更多針對性的前沿角色。

日本此次的行為，雖然有高市早苗個人政治算計與表達失當的偶然性，甚至包含對美方態度的試探，但其本質符合這一大背景。對于日本右翼政治勢力而言，其長期目標在于擺脫“戰后體制”束縛，實現所謂“國家正常化”。他們試圖抓住美國相對衰退帶來的“機遇窗口”，通過主動對華示強挑釁，以換取美國默許乃至支持其擴展軍事行動自由，最終洗脫戰敗國標簽。

因此，理解當下的中日戰略互動，絕不能僅限于中日雙邊關系的舊有框架，而必須將其置于國際體系力量轉型與東亞戰略秩序重構的宏觀視角下來進行思考。

它促使我們找到了在新力量對比下，有效投射和運用新增影響力的一個關鍵路徑：即站在維護戰后世界秩序的法理與道義制高點上，進行主動的敘事建構與議程設置。這具體體現在兩個重要場景：

其一，在臺灣問題的敘述上取得突破。在11月24日的中美領導人對話中，中方領導人明確提出，臺灣回歸中國是戰后國際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這首次將臺灣問題在傳統的內政與主權話語之外，明確錨定于更加宏觀，也更加容易在國際體系博弈中容易得到認同的，維護二戰后的國際法理與政治安排的新架構之中。

其二，明確提出中美共同維護戰后世界秩序的概念，并重溫兩國共同抗擊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歷史。這種新敘事框架，使中國找到了適當的抓手，得以將自身力量的增長與維護既有國際體系中的合理部分，最大化聯結在一起，以一種更具建設性且不易被簡單定義為“挑戰者”的方式，在國際場合投送影響力。

對于日本來說，它的種種舉動旨在把擺脫和平憲法束縛和戰敗國標簽、實現所謂“國家正常化”的希望寄托在美國相對衰退的“窗口期”，以主動站在美國這一側挑釁給中國的方式，獲取更多的軍事獨立和行動自由的空間。

而對于中國來說，當前的這輪中日戰略博弈將三個原本或許被分開考量的問題緊密聯結在一起：臺灣問題的最終解決、東亞地區秩序（尤其以中日關系為核心）的重構、以及與力量變化后的美國如何構建新的穩定關系。這三者必須從戰后世界秩序演進與力量轉型的全局視角進行通盤考量。

面對這一轉型，我個人認為，除開國家層面的戰略考量，中國學者肩負著一項特殊使命：推動整體性的心態與認知范式轉型——從過去作為發展中國家主要適應和接受國際規則，轉向以更主動的姿態去塑造、引導議程，并在國際社會采取符合規則的積極行動。對日方向，正可成為一個實踐的切入點。

為此，我們萌生了一些具體構想，并征詢了法律界人士的意見，希望借此次會議匯聚智慧，最終形成一份民間學術倡議。此舉旨在探索如何通過知識界的自組織行動，構建國際共識，形成既代表國家利益，又契合國際規則與道義方向的國際行動，從而豐富中國參與國際事務的模式，超越單純的悲憤與譴責。

從具體工作角度，或可倡導思考以下幾方面：

第一，鞏固并激活相關法理議程。利用此次日方言行提供的契機，在國際層面進一步激活《聯合國憲章》中的“敵國條款”等相關戰后安排議題，構建一套有利于中國在亞太地區獲得更大行動自由的敘述。

同時，正視并探討如琉球（沖繩）地位等因冷戰而被擱置的戰后領土處置問題。這些均源于《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確立的戰后秩序框架，其未竟事宜關乎亞太地區的持久和平與穩定。從地緣戰略看，解決臺灣問題后，如果琉球還是現在的狀態，不加以任何改變的話，就意味著日美的軍事基地離我們最多就是110公里——我們跟他們的軍事界限接近了，而不是推遠了。因此，客觀上祖國統一進程完成后，東亞需要合理的戰略緩沖安排，妥善處理相關問題符合地區各國的長遠安全利益。

沖繩縣立博物館和美術館展出的琉球國王肖像

第二，加強涉外法治能力建設。在完善涉外法律體系的過程中，我們不僅需要“對標國際規范”推動國內立法，更重要的是應思考如何通過主動的國內立法與實踐，為國家在國際舞臺上的正當行動提供更堅實的法律依據和更靈活的空間。這樣不僅僅能夠實質性地維護自身的國家利益，同時在程序和形式上也能夠更好地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常見做法，讓我們的外交行動“于法有據”，一定程度上由我們來制定游戲規則，合理運用國際規則維護利益、塑造議程的程序正當性與專業能力。

第三，更積極且主動地將挑戰視為戰略窗口。此次對日方向的外交博弈，可視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的又一次壓力測試與戰略機遇。有效應對，至少需守住底線，維護現狀；若能處置得當，則可能以此為契機，開啟一輪更加主動、有效地塑造周邊乃至亞太地區秩序的新進程，這對我們國家長遠發展至關重要。

以上是我基于當前事件與時代背景的一些初步思考，也是對本次會議緣起與期望的簡要說明。希望能為各位的討論提供些許參考。最后，再次感謝觀察者網以及所有支持本次會議的專家學者。謝謝大家。